规划海鲜 | 可支付、可参与的高质量城市

时间:2022-02-07
规划海鲜 | 可支付、可参与的高质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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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为蕾奥规划董事长王富海近日于浦东规划论坛"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战略新作为"的线上会议上所作的主题演讲,从"物质主义"、"英雄主义"、"精英主义"三个层面以个人经验及教训的角度,对可支付、可参与的高质量城市内涵进行了分享。

中国城市化以每年1%的速度成长,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上海,已经持续了40年,不仅增长速度快,在城市人口的增加量上更是超过整个欧洲的城市人口。为此,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扩张性城市建设,在数量增加为主题的发展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在建设用地开发规模上超前于使用需求。因此,尽快转入以提高质量为主题的新阶段,既符合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大势所趋。但是,在如何理解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上,过去40年hardwoodcheckoff.com有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导致城市发展的种种偏差与失误。在新的发展阶段,不仅要弥补过去留下的大量欠账,还要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和发展目标,必须汲取教训,更新观念,避免用产生问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是个重要而敏感的大命题,今天我仅就个人经验说三个教训并归纳三句话。

第一个教训是“物质主义”。大部分城市扩张发展的起点为经济开发区,以产业起步,外引内联、招商引资、“退二进三”,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但城市化的门槛较高,造成近2亿“离土离乡难入城”的人口。之后相继有“城市经营”推动公共服务市场化,“建设投资拉动GDP”造就了大量巨型公共投资项目、多而分散的新区开发和过剩的房地产项目,“土地财政”甚至“土地金融”更是将城市开发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不断扩大开发规模,甚至一些城市陷入以新开发收益补之前开发欠账的“庞氏骗局”情况,这些本属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要与有效手段,但过犹不及,反而异化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目的。而作为城市主体的市民不断提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不仅没有成为城市发展中恒定的第一目的,反而经常沦为各种异化目标的手段。比如为维护房地产市场并支撑土地财政,市民的居住需求付出了70%支出的代价,以至于最高领导提出“房住不炒”但难以落实;比如优质的公共服务数量稀少、分布不均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城市中稀缺的空地在卖地换钱、公用设施以及公益性运动场几种用途比选时何者优先?最后是群众性运动场所极度缺乏,等等。因此要说的第一句话是,人——才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的。

第二个教训是“英雄主义”。在城市规划建设上,但凡是自上而下的单方向决策机制,追求形式、崇尚形象的英雄主义情结必大行其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四十年政府主导的大规模高速度城市建设,正是威权式英雄主义决策的温床。大轴线、宽道路、绿化带、大广场、大体量公建、高层超高层建筑、综合体等成为所有城市的标配,城市门户、城市客厅、城市阳台、标志性建筑不一而足,穿衣戴帽、统一招牌、亮化美化等表面文章层出不穷,功能分区集中气派非凡如大城市搞大学城、中城市搞职教城、小城市搞中学城,等等现象,在追求高大上形式的背后,都是对功能的损害、对尺度的扭曲和对市井的霸凌。英雄主义特别强调项目外观的高质量,要么奇形怪状,要么名贵材料,要么空间浪费,哪管运营费用高,哪管服务收费涨,哪管维护不起。英雄主义还有一个特征是见不得低、小、差,城中村必拆,老房子必拆,矮房子必拆,临街铺必拆,殊不知市民收入有高低、支付能力不等同是社会的正常现象,政府不仅不能歧视弱势群体,相反,政府的职责中,扶贫济弱应当排在锦上添花之前,尤其在中国刚刚处于城市化初期,大量农民进城成为低收入市民,善待这些人群的地方政府才能获得维持持续发展的人口红利。所以第二句话是,城市由不同的人构成,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高质量,城市是不同的高质量的混合体。

第三个教训是“精英主义”。大规模扩张型的新城新区建设,使得中国城市建设机制简单并整体划一,政府征地拆迁取得土地垄断,规划打格子分功能,政府再以多种形式做好土地配置,规划再一管到底并在制度上保持建筑使用功能不得变动。如此这般,使城市按照精英规划、精英决策和精英管理而成就了良好的秩序。但是,对比一下新城新区和老城老区,就可以直接感知精英主义城市建设的特色与弊端。新区是自上而下的、井然有序的、功能分区的、邻近相隔的,整齐划一的,与自下而上为主的老区相比,少了市井烟火气,少了不期而遇的意外感,少了多样性混合性连续性,少了多种价值观不同而共存的多元化,总体来讲是少了“城市味儿”,而这种“味儿”是城市高质量的重要构成,它很难列入现有的指标体系,也不是改变精英们的规划设计管理理念就可以弥补,而是要在改变城市建设的组织模式上求突破,让更多的人参与建筑、邻里、社区、街道和公共空间的塑造与再造。说到这个话题,我又要举深圳城中村的例子。深圳是座新城,是精英主义规划建设的先行城市,但与自上而下建设同时发展并等量齐观的还有自下而上建设的城中村。深圳建设之初有征地没有拆迁,没有政策、没有先例也没有资金,没做减法,反而做了加法,把每个村庄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主体单元,集体建厂房,个人建住房,成为深圳早期加工工业发展的主要空间。在深圳快速发展变迁中,城中村表现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村民自建住房的租客从六人一房的工厂妹到四人一房的服务员,到两人一屋的店员再到一人一屋的大学毕业生。相应的,村中的临街建筑从早期的杂货店大排档逐步演变成超市食肆酒吧一条街,甚至每个城中村都成为周边地区的商业中心。而村中的厂房从加工业到科技企业再到创新创业孵化器。可以说,城中村奠定了深圳工业产值全国第一和吸纳最多外来人口城市的物理基础,也成为深圳成本高企状态下容纳最多大学生并提供低成本创新创业空间的利器。城中村超强的的演变能力,归功于其在中国土地与规划制度下十分难得的“自组织模式”,在不能交易的制度下,每栋房子的产权是单一的,让房子的用途和档次能够随需求而变,让村中的商业业态可以有组织调整。更有趣的是有些村或者村集体自己、或者整租给大地产公司进行了整体改造提升,城中村成为城市的特色片区!我曾经断言,深圳未来最有特色、最有“城市味儿”的地区,就是城中村。由此推出我的第三句话,混合多元的高质量不是上帝之手捏造,而由共创共享得来,高质量是用来适应人而不是束缚人的。

上海要高大上,也要人民城市,80%的底盘很重要,多元文化,有趣的城市,浦东要补的课更多,之前只是打了底子,后续进入持续的城市更新阶段,开放,放松,小微,多元,共建,让市场多配置,让市民多参与。